1949年3月四野整编四大兵团时，程子华（第13兵团）、萧劲光（第12兵团）其实是最早确定的兵团司令人选。
因为这两者都是四野早期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决战塔山，萧劲光坐镇长春围困十万蒋军，资历与战功已获公认。
加上第一兵团部和第二兵团部早已设立多时，因此毫无疑问直接被改编为了第十二、第十三两个兵团部。
但是3月间完成改编时其实只有这两个，根据中央命令还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的建制需要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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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个兵团的主官却一直没有敲定，直到四月才最终尘埃落定，刘亚楼和邓华脱颖而出，分别任14，15兵团司令。
刘亚楼和邓华为何能脱颖而出？其中关键其实就是天津战役。
作为天津战役的两大主要负责人，刘亚楼和邓华分别在战后升任为14，15兵团司令员。
当然刘亚楼和邓华两人在前期也是屡建功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加冕礼正是天津战役。
为何天津战役这两人能脱颖而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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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首先说刘亚楼，作为战役总指挥，刘亚楼整合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以“东西对进、拦腰斩断”战术迅速瓦解国军13万守军。
29小时攻克天津，创造了我军大城市歼灭战的典型和快速记录，可以说给野司和中央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面对天津守敌复杂的城防体系与坚固工事，刘亚楼精心制定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再围歼，先吃肉再啃骨头” 的作战方针也被证明时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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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役准备阶段，刘亚楼就通过地下党组织获取天津详细城防图，对敌军部署、地形地貌等信息了如指掌，为制定精准作战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撑。
战役打响后，刘亚楼又通过制造谈判假象，误导敌军判断主攻方向，成功将守敌主力调离城中心防区，使得解放军能够按照既定方针实施东西突破、南北夹击的方针。
1949 年1月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下达总攻命令，仅仅29小时就成功攻克天津，全歼守敌 13 万人，生俘敌指挥官陈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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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的关键在于证明了刘亚楼不仅能作为林总命令的执行者，他自己同样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统帅。
在这之前虽然刘亚楼的资历很高地位很高，还是东野的103，辅助林总打过无数战役。
但是本质上来说我军的参谋长更像是幕僚一样的角色，没有单独率领兵团作战的经验，能否敲定为兵团司令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而这场速战速决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刘亚楼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决策能力，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认可，为他担任四野兵团司令积累了巨大的声望与资本。
这一仗打掉了所有的怀疑，也让刘亚楼成功在一众纵队司令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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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相比较在战役前就已经是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邓华此时的地位还仅仅是七纵司令而已。
在虎将辈出的四野中，邓华要想争夺最后一个兵团司令的位置可不容易。
邓华在天津战役中同样表现出色，尽管一开始邓华主要负责攻取塘沽、大沽相关作战任务。
但在经过对战场的考察和试探性进攻后很快发现问题，及时向总前委发来电报，指出攻取塘沽势必使敌人迅速东逃，不利于战役整体推进，建议缓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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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展现出邓华敏锐的战场洞察力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战役整体决策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
正是这份建议奠定了邓华的地位，这个建议不仅上到了野司总前委，甚至上到了中央军委听到了邓华的声音。
天津的战略布局定下后，邓华又作为东集团指挥官率7纵、8纵突破天津东部防线，与西集团在市中心金汤桥一带成功会师。
可以说这一仗不仅展现了邓华卓越的战场敏锐度，同时也体现了其精细化指挥能力和战术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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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邓华本身也是复合型人才，从红军时期师政委、抗战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委，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转型为军事主官。
因为长期负责政治工作，邓华兼具政治工作与野战指挥经验，同时还有独立发展部队经验，将原辽吉军区地方部队发展为7纵这个主力纵队。
锦州战役时期邓华就开始指挥7、9纵、天津战役又7、8纵，连续验证了他的兵团级指挥能力。
最终成功超越李天佑、韩先楚、刘震等一批功勋纵队司令，成为四野最后一位兵团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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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天津战役的胜利，其实就是对刘亚楼与邓华军事才能的一次集中检验与展示。
他们凭借在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以及长期积累的经验与能力，赢得中央军委信任与认可，最终成为四野最后两个兵团司令。
4月刘亚楼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5月邓华任15兵团司令员，四野的四大兵团司令员也算是尘埃落定。
如果没有天津战役这份答卷，要在四野众多虎将中选出两位能服众的兵团司令其实还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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